资本主义国家也宣称主权在民，我们的人民主义归根接地是社会主义式的，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剥削与压迫，实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价值。

鉴于一个封闭的、绝对的价值体系难以建立以及无法纯粹将法的有效性建立在社会学的因果关系之上，因此宪法学就需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非完全割裂，使得宪法学既不会脱离现实、又不会丧失其价值根基，这也是诠释学在当代的意义所在。首先是对一种法社会学或者政治宪法学立场的批判，法社会学的意义尽管不能否认，其对社会现实的经验描述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法社会学绝不能取代法教义学的地位，法学与法社会学所面临的任务截然不同，法学面向的法规范的适用，其正当性论证已经蕴涵在法的适应当中，任何对实证法做法学外正当性论证的企图都不可避免会落入到法哲学、法理论、政治哲学或者社会学的范畴。

4. 宪法规范力之维系如此一来，通过宪法解释就能将现实的宪法和规范的宪法联系在一起，法学成为一个与现实相关联的规范学科。更为可疑的是林来梵教授又提到了规范宪法学只是将价值与事实加以相对的区分，而非绝对的割裂，故而它并不排除宪法学的社会科学方法，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方法，[64]就此一点可以看到，林氏似乎并未深刻反思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到融合所隐含的哲学背景，甚至未能将自身与政治宪法学彻底区别开来。休谟以后，应然与实然之间架起一道无法逾越和沟通的鸿沟，康德虽然试图通过判断力将超验的知识应用到经验领域，但无法否认的是应然命题只能从应然命题中推出、实然命题只能从实然命题中推出。当然，本文对规范宪法学发展应然的价值理论的担忧，势必会为规范宪法学视为是一种隐忧，因为如果一味坚持文本至上的宪法解释，而脱离价值之学，则有盲目接受现存政治、对政治权力毫无抵御能力的可能性存在。[56] K. Loewenstein, Verfassungslehre, 4. Aufl., 2000, S. 151f.[57] 前引2，林来梵书，绪论，第4页：我们必须让宪法学返回规范，确切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的接近规范主义（Normativismus）德，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

[82] 前引77，Hesse书，第25页.[83] 同上注，第29页。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方法论意义上的规范宪法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以关心程度为横轴，距离原点越远则关心程度越高。

应该特别注意规定公众参与决策方式的同时还应该明确规定采取该决策方式的约束机制，如规定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不征求公众意见或者使用违法的方式征求意见(如政府选择的参与人与决策并无利害关系)将导致该草案无效，如此一来将避免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被架空。治理和善治，作为一种民主政治与社会制度，日益成为许多发达国家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而选择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政府官员应认识到，权力不是私人物品，不可以随意乱用，真正从官本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C区利害关系和关心程度均较弱。

[7]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行政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行政机关主导的活动，但是相对人有时更能切身感觉到行政决策的制定、修改或废止的必要，因此规定相对人行政决策动议权，能够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行政决策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A区利害关系和关心程度都很强。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阻止行政专家越出技术领域，专家会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大众的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和专家自身利益相勾连。对专业性较强的意见可通过新闻发布会的方式集中回复。A区如：制定房屋拆迁办法中的被拆迁户和开发商。

第二，代表产生机制不健全。(一)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的缘起1.代议制的缺陷促生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成果就是代议制的普遍建立，代议制政体曾被认为是最好的政体。行政机关在作出与公民有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时，公民有权置身其中，对该行政行为的内容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颇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很多听证会连公众作出判断的基本信息都没有披露，如车票涨价必须披露的运行成本都没有告诉公众，甚至公众索要都得不到，这种听证只能是瞎听。(三)拓展公众参与方式，注重公众参与效果参与方式越丰富，意味着公众决策参与越发达。

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是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必然延伸，彰显了人民作为主权享有者的地位。[12](四)行政决策程序中公众参与的意见得不到反馈现有法律未建立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因此，对听取的公众意见采纳与否，不采纳的是否应说明理由、如何说明理由等均缺乏必要的约束性具体规定，完全由行政决策主体自己决定。

这就很可能出现代表不能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的情况，或者说代议制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3]，人民的利益完全有可能由于代表们的背弃而受到损害。由于参与主体对行政决策的利害关系和关心程度不同，所以对参与主体的选取上及意见的采纳上要区别对待。大多数公共决策，不能采用全民参与的方式，目前我国决策实践中采取的是利害关系人参与的方式，然而利害关系人常常人数众多，难以全体参与，需要产生代表人。D区利害关系较弱但关心程度较高。《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中明确规定了行政决策的公众动议权，该办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向市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规章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的意见，意见应当包括规章的名称，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的理由，可行性和必要性，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措施等内容。[7]苗月霞：《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府的创新模式》，《特区经济》2005年第3期。

所谓利益集团是指，在参与行政决策过程中，具有共同利益，为争取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为以影响决策的团体。[14]刘莘：《行政决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注释:[1]王建芹：《第三种力量——中国后市场经济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从发展趋势来看，治理与善治制度，以及作为其支持的价值观和知识，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在全球范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因此，为了对行政决策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同时，为了提高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积极性，建立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意见反馈机制非常必要。

[13]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107页。只有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公民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实现自己的利益。现代行政决策所遭遇的议题日益向复杂化、专业化、高科技化的方向发展，只有普通公众参与决策程序已不能确保现代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B区主要是对现有决策规定较为满意或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而不关心、不愿参与的公众。

第四章规定了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制定行政规范的程序。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次明确提出：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第二，完善利益集团代表机制。第三，专家专制的出现。

如何确定参与行政决策主体的标准，使参与者既不失代表性，又体现典型性，目前各国一般以是否存在利害关系作为主要理论依据，但是仅以利害关系为标准是否合理呢？举一例来说：某市欲制定烟花爆竹燃放条例，由于燃放烟花爆竹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环境污染等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可以增强节日气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这样说来全市人民都为利害关系人，当然由于顾及行政成本与效率，不可能让全市人民均参与，而会选举代表参与，那么是否可以任意选取一位市民，也许他对是否燃放烟花爆竹并不关心，认为过节时放不放烟花爆竹都可以，那么他所提出的意见对此条例的制定并没有多大意义，由此可以看出仅以利害关系为标准显然并不合理。这样不但有利于行政决策公众动议机制的具体操作，而且有利于保持整个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的统一。

总之，公众以有组织的方式参与行政决策是民主政治的一种积极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决策的组织成本，还可以拓展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11]另一方面，公民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树立公民是权力主体的意识。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日益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立法在各地频频出现，如，2006年通过的《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和2∞8年通过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在我国广袤的大地上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治化竖起了标志性的旗帜。从E点向上的垂线和从F点的水平线把第1象限分成4部分，即4种公众类型所在的部分。

如城市规划已经规定规划草案必须要有公开展示，但实际上一些地方做的最多是在规划大厅搞一个公告、展示。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观念，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法律授权为依据，这也是传统的行政法治模式。

可以说，我国行政决策启动权基本上被行政机关所垄断，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特色，公众只是公共决策程序的承受者。有时，一项行政决策涉及面相当广泛，是否其涉及范围内的公民均要参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许可以借助网络来完成这个庞大的任务，但是，站在公众这一角度来看，由于我国目前网络还未达到完全普及的地步，特别是利益密切相关但文化程度偏低的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不能支配这种资源。

现代行政法已经不再只是保障私权，代之以提供一个政治过程，利益代表模式就是要确保受到政策决定影响的利益人在作出影响利益的决定过程中有恰当的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并具有公平的决定权，[5]这是战后公民参与运动兴起的本质。对行政法治和公众参与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停留于行政法规范本身，而应以宪政为基础。